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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能为双碳目标作出什么贡献?
信息来源:中电联信用办 发布时间:2022年09月02日 浏览次数:412

不同于在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对“产品”是从生产角度定义的,在生态文明时代,“生态产品”则是从需求角度定义的。“生态信用”的特殊之处在于:一是基于制度性需求,二是源于制度增信,三是用于外部性治理。简言之,生态信用体系由生态环保领域信用主体承诺,由政府、载体和平台背书增信形成的生态资源保护、生态价值实现、生态环境治理等系列生态信用机制的构建。

生态信用体系,源于“两山理论”发源地之一浙江丽水的生态信用体系探索实践,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创新,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社会外部治理走到生态内部价值实现,从公共领域走进产业场景,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新篇章;是社会信用体系在解决“人与人”信任关系基础上,向实现“人与自然”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;也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,以“信用”和“绿色”国际通用话语方式,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。

一、实现双碳目标的挑战

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,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。关涉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型,更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重塑、整体性重构。中办国办印发《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》,提出“扎实推进信用理念、信用制度、信用手段与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。”

面对实现双碳目标的严峻挑战,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?能为中国双碳目标实现作出什么贡献?如何赋能双碳目标实现?社会信用体系在解决了“人与人”的信任关系之后,能否为“人与自然”和谐共生现代化作出贡献?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,中国能否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一个世界级的公共产品?立足新发展阶段,这是需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出回答的时代之问。

01生态环境大国博弈的挑战

“双碳”目标既是我国大国担当,也是我国构建全球竞争力的“国运之战”。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共识、大势所趋,绿色经济也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。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大打“环境牌”,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大国博弈却十分激烈。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面临国际的挑战无疑首当其冲。

✦ 一是因“隐含碳”而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。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之一,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将高耗能、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%,大量消费品在中国生产,他国消费,滞留在中国本土、却不应该计入中国排放量的碳排放,就是所谓的“隐含碳”。国际社会长期采用的“领土内的排放责任”原则,实现减排责任转嫁的进口替代。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报告显示,2015该指标约为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20%。

✦ 二是基于“碳核算”国际垄断形成的“碳平等”的挑战。目前,由国际能源署(IEA)、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( CDIAC))、美国能源信息署等七家机构组成的碳排放核算机构,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碳排放核算数据,垄断了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的国际话语权,形成了“碳权利”公平的挑战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显示,中国碳排放量被高估最高达7%。

✦ 三是以“碳陡降”为特征的中国持续发展与中外竞争的碳约束压力。1979年碳达峰的欧盟、2005年碳达峰的美国,都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,分别用了71年和45年,从碳排的顶点到零点的斜坡是较缓和的。但中国只有30年,是非常陡峭的碳下降。中国没有走欧美国家“先污染、再治理”的老路,而是选择了一条主动担当、自愿承诺、自我约束发展的荆棘之路。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变化,也是一场中国发展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系统性压力测试。

✦ 四是“碳壁垒”等新型贸易壁垒挑战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,“碳中和”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、收割全球财富的新工具。发达国家开始借环境保护之名,悄然高筑“绿色壁垒”(Green Barriers),在各类自由贸易协定中大量嵌入“碳壁垒”条款,碳交易、碳税、碳配额、碳标签等新玩法,以环境规则外溢来建立并强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全球绿色治理体系。欧盟宣布碳关税(CBAM)2026年正式实施,美国则计划从2024年开始加征惩罚性碳边境关税。当前,我国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,而相关制度体系构建刚刚起步,已经遭遇供应链碳认证、碳关税等新贸易壁垒挑战。

02生态环境“公地悲剧”等外部性挑战

百年变局,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,也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。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,既包括绿色治理所带来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,也包括污染项目所带来的环境损害的负外部性。凡是生态产品,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公共资源,都具稀有性、公共性和外部性。100年前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所言,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的利用过程会产生社会成本,也就是一种不为私人所承担的外部成本,正是这种成本上的不对称性带来了生态环境及资源破坏的种种问题。其中,两个问题凸显,一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(none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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